【專文】不認命,就抵抗!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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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人張芳慈說:「你問起我,『自由』從前的名字,我說『血腥』。」哀莫大於心死,苦莫大於心不死。由抵抗血腥而爭來的自由,從來就是從槍口上綻放的鮮花!

一、自由,以前的名字叫血腥

五十多年國民黨的獨裁政權暴力血腥統治,千千萬萬的台灣菁英志士和無辜老百姓被虛構罪名而遭誣陷、屠殺、下獄,「一人在獄,十人在途」,緜延七十年的煉獄,包括無數的司法冤獄。這些冤死、慘死的志士仁人與無辜生靈,何時能夠昭雪冤屈?兩三萬個橫遭變故因而破碎的家庭以及他們的遺屬,含冤受謗七十年來所過的非人生活,這些傷痛又何時能得到慰療呢?難道不是這批受難者的傷痛才換來了今日台灣的自由嗎?

世界疼痛醫學會有一句箴言:「世間只有一種痛是可以忍受的,就是別人的痛!」然而,抗暴英雄的偉大,就是他們不能忍受暴政施於別人身上的傷痛。為抵抗暴力而被囚禁在黑牢二十七年的南非領袖「打不倒的勇者」曼德拉說:「如果天空總是黑暗的,那就摸黑生存,但不要習慣了黑暗,就為黑暗辯護;如果發出聲音是危險的,那就保持沈默,但不要為自己的苟且而得意;如果自覺無力發光,那就蜷伏於牆角,但不要嘲諷那些比自己更勇敢的人——我們可以卑微如塵土,但不可以扭曲如蛆蟲!」這是人類古往今來何等文明的硬頸宣告!

1959年,發生在當時台北豪華的「武漢大旅社」的慘案,如果至今仍然被當作「別人的痛」而繼續「可以忍受」,甚至漠不關心,那麼,對台灣人來說,1945、1947、1949、1959、1979、1987、1989到如今的2017,到底有何不同?果真沒有不同,那麼1948年聯合國的〈世界人權宣言〉和12月10日的「世界人權日」,豈不都屬無用具文,甚至讓「中華民國」的「司法」繼續「逍遙法外」?那麼台灣人內心究竟活成何等的自取其辱啊!只要相濡以沫而一息尚存,自己的痛,別人的痛,我們豈能一刻或忘?舉例來說,煎熬五十七年的「武漢大旅社」,會見到明天嗎?

二、一九四七和我

台灣七十年來的痛史慘史,當然以二二八最為舉世皆知。最近一年來,中國國民黨一手遮天的「中華民國」假相、敗象和虛妄,已經從政治、經濟、金融、民生各方面,敗露無遺,誠如《國民黨不告訴你的歷史》一書所謂「不當黨產的背後,是無數個台灣菁英被壓迫與破碎家庭的故事」,那已說明了1947年以來的傷痕。即使在人文藝術方面,也如美術史家謝里法教授所說:「掛在省展與台陽美展牆上的靜物畫與風景畫,與二二八絕對脫離不了關聯。」只一句話,已然道盡了二二八對台灣美術發展的重大影響。

我出生在台灣慘遭「中華民國」二二八種族屠殺的1947年尾,但我成年許久之後,仍然不知道、也不懂得關心二二八是什麼。1959年左右開始,我小六到初中那幾年,常常清晨先去送報紙,但我並不知道報紙上有「武漢大旅社」慘案的消息。1961年秋,我非常不容易也十分幸運地考取彰化中學初中部,也開始學英文。剛擔任歷史教師的長兄(已故鄭邦雄老師)總是激勵我認真求學,有一天寫了一個英文字,叮囑我說,一定要用功,多充實自己,以後才有能力「這個」,他指著那個字「revolution」。我查了字典,但當時並不知道「革命」的真諦、對象和理由。也不知道這1947對我是除了生日的年份外,另有著更重大長遠的人生意義。

然而我深刻記得幾件事:1961年,我考進彰中初中部,連續六年每天從員林坐火車三十分鐘,十三公里,到彰化唸書。當時每學期的註冊手續中,都有一項「繳交保證人保證書」,就是必須有一個彰化市的大人出具保證書,保證這個年輕孩子「身家清白、思想純正」(意思是保證不是匪諜)。我人生地疏,為了取得一張保證書,總是到處輾轉懇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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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夏天,趁升高二前的暑假,返回母校員林國小,主辦了小學同學校友會。我們是戰後嬰兒潮的高峰,同期畢業生十班,計六、七百人,同學都是員林國小學區內的人,能來的約一百多人,昔日老師很開心,很多老師也來參加。這時幸好有一位老師提示,必須注意戒嚴法令的規定,光是決定聯誼會要在「室內」還是「室外」舉辦,就大費周章才手續完備,而未拖累學校。「中華民國」在台灣,連對鄉下初中、國小的孩童都有戒心。

1967年夏,我考上大學,按規定先上成功嶺接受學生兵的軍訓。記得蔣介石到營區檢閱前夕的最後一刻,全體受訓學生一萬多人的服裝,全部緊急交出集中管制,到第二天早晨集合前往受校的前一刻,才發下立即著裝。這時才發現,每人服裝包括上衣、長褲的口袋,已一律被縫紉封死,並且每人都要交出身上的手錶、鋼筆等金屬硬物;再抬頭仰望,成功嶺周邊的制高點上,已各有武裝軍人戒備。至於蔣總統,則披著那件招牌防彈連身大衣,站在吉普車上,緩緩駛過。

當年已經實施黨禁、報禁、歌禁、書禁、山禁、海禁、教育控管、宗教控管、法律控管、司法控管、軍公教控管、出入境控管之外,連腳踏車也控管。藝術人文、言論思想更不用說,無一不在政府與情治單位的控制之下。在那樣層層壟斷政治權力和資源之餘,對新聞傳播和人民行為都這麼嚴密的威權監控下,1959年竟然能在「首都」台北市鬧區的咫尺眉前,任由發生「事後編造的他殺怪譚」,那麼,那些曲曲折折的鋪排戲法,遮遮掩掩的定罪說詞,以及那些絲絲入扣的威權算計,只有誰才能辦得到,也就不難想像了。

三、台灣大災大難:1947-1959

回顧1947年以來,林茂生、湯德章、陳澄波、王育霖等等等的菁英被屠殺;接著構陷戕害葉廷珪、廖文毅、余登發等等的殘酷劣行;甚至對天真無助的青年學生顏世鴻、史庭輝、陳欽生等等的邪惡荼毒,這一切都不勝枚舉。

到了1959年,當南台灣傳唱著蒼白無奈而離鄉背井到台北拚死討活的〈孤女的願望〉時,台灣人的苦楚已是遍地荊棘,卻正與白先勇寫照了朱門酒肉臭的《台北人》同時而正堪對比。胡適在《自由中國》發表〈容忍與自由〉時,正是1959年3月初,不論是為民間組黨贊聲,或為中國國民黨壓制民間組黨進諫,總之這時的「台北人」卻也正在「編造」武漢大旅社慘案的「劇本」!任由含冤莫白的黃學文、楊薰春等等及他們的孤雛,受盡「國家機器」的「拆吃落腹」,而呼天搶地,腸斷淚乾,其實已經可以想像。

接著1972年起的台大哲學系事件,1979年聲援余登發的橋頭事件,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,1980年二二八的林宅滅門血案,1981年的陳文成橫屍台大校園疑案,1989年余登發慘死八卦寮懸案,在在令台灣人提心吊膽,處處戒慎恐懼。

「中華民國」在台灣製造了這麼多的大災大難,罪行真是罄竹難書。到了1975年4月,尚未被揭發的二二八元凶蔣介石享盡榮華富貴後,以八九高齡逝世,當時叫做「蔣公崩殂」,不但有鋪天蓋地的兩首「蔣公紀念歌」,而且全國各界要配戴黑紗,瞻仰遺容,沿途路祭,舉行「國喪」;還要全國背誦「蔣公遺囑」,矗立蔣公銅像,甚至連電視也在「國喪期間」一律改為黑白播出。以今視昔,這一切豈不都是戒嚴獨裁的殘酷證據?

上述舉例中,除了美麗島事件引發國際干涉,而使大部分被告從軍法審判改為司法審判,以及台大哲學系事件歷經三十年而於2003年終獲平反之外,其餘仍在期盼人心回神,能有勇敢的當事人、家屬、證人的挺身揭發。想來中國國民黨的「中華民國」政府仍能吃定大屠殺和白色恐怖的裹脅淫威,而在噤若寒蟬的台灣社會中,繼續肆無忌憚我行我素,以致像1959年的「武漢大旅社」慘案,雖然黃秀華在三十六年後的1995年放膽地出版了《武漢大旅社》冤案實錄、1998年出版了《人間煉獄四月天》,卻仍然必須孤寂面對青史幾乎盡成灰的哭斷肝腸。

四、仍舊站在神這邊

美國南北戰爭兩軍對峙時,有士兵問林肯,神會站在哪一邊。林肯說:「不知道,我只知道自己站在神這邊。」當我們面對邪惡,就是這樣,不能認命,只應抵抗。相信神,才是跟神站在同一邊!

1987年,台灣雖然終於宣布解嚴,卻仍禁止外省教師返鄉探親。那當然是違反人權的變相戒嚴,我們因此成立「教師人權促進會」,全力抵抗「中華民國」,直到成功爭回返鄉人權。1988年,我們發現號稱公平的大學聯考,歷來竟仍包藏十種特權身分的不光榮加分,我們也曾領導教師人權促進會,代表學生和各界,挺身跟教育部長毛高文談判,再次抵抗「中華民國」,直到實現真正公平。

1997年,我們曾經領導靜宜大學教師會,在校園廣場種下挺立不拔的二二八和平廣場楓香樹林;並進一步於2001年在校園矗立起銅雕二二八浴火鳳凰的紀念碑。我今藉此透露這些溫暖的消息,只是自覺就像諾亞方舟的鴿子,銜回一枝橄欖枝,算是帶來和平、安全即將登陸返回家園的訊息,更帶來2017年我們必定會繼續跟神站在同一邊的誓言。

何況,李登輝總統終結「人二」;經過三十年的抗爭,「教官」終於要退出校園了;一般校園內必然敬奉的蔣介石銅像也要消失了。很多人注意到,「中華民國」真的已經逐漸在解構溶化。那些「中華民國」的節日,如「國父」誕辰、「國父」逝世紀念日、青年節、雙十節、光復節、「蔣公」誕辰、「蔣公」逝世紀念日、行憲紀念日等等,由於不斷受質疑,被挑戰,終於逐漸退縮,代之而起的是二二八紀念日、鄭南榕言論自由紀念日、湯德章正義與勇氣紀念日。這不就是貧賤不能移、威武不能屈的令人振奮的明日召喚嗎?聖經說:「因為掩蓋的事,沒有不露出來的;隱藏的事,沒有不被人知道的。」(馬太10:26)的確,持久堅定的抵抗已見救贖,因此更堅信徹底抵抗邪惡,顯揚正義,才能跟神站在同一邊!

五、出版,是最優雅的抵抗

比起七十年來大大小小的冤案、假案來說,「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慘案」的蒙冤受害人,歷遍五十七年來含辛茹苦、天人永隔的煎熬,雖說迄未平反,慘痛也未嘗稍減;然而浩劫餘生的「未亡人」楊薰春,奮鬥抵抗也未嘗一日鬆懈;而讀者卻也因此照見全案唯一劫後餘生、尚在人間的楊薰春女士的堅苦卓絕,更見證天地神明的無限慈悲,依舊護持著她八八松齡的咬牙抵抗。中國南宋詩人陸放翁的詩說:

勿言牛老行苦遲,我今八十耕猶力。

牛能生犢我有孫,世世相從老故園。〈飲牛歌〉

這些摘句豈不恰似薰春女士和她的夫婿學文先生在天之靈,不還清白誓不歸的寫照?

六、《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》PK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

2009年尾,從《野火集》熄了火似的龍應台,宣稱為了1949一甲子,她「醞釀十年,耗時四百天」,撰寫了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。當時我曾評論龍應台說:

戰後、二二八、「一九四九」以來,台灣蒙受「中華民國」的箝制和破壞,尤其徹底。單看一九四九以來台灣各地街路、節日、機關名稱之「中華霸道」,台灣幾乎被「大江大海」淹沒。

然而,論及「一甲子」以來的「大江大海」,統治者觀點下的台北,全市街頭看板、車廂廣告,全國平面、電子媒體,網路世界,鋪天蓋地一印十萬本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,加上各種強勢雜誌的同步高分貝宣傳,其實只是不顧其他十倍、百倍的甲子面向,而偏頗地無限上綱龍應台終於感應到的一個面向,似乎希望藉此換取台灣人民對「中國國民黨」的罪行做更大的諒解,好像台灣原是彈丸荒島,台灣人必須諒解這樣的「大時代」,台灣才夠「大江大海」。

這種呼籲「向前看」的立意原無不可,但比起一甲子以來台灣作家寫作環境之艱困,對照龍應台寫作此書時資源條件之優渥,若還要用特殊陣仗加持造勢,擴大強調某一面向,以致遮蔽或排擠其他面向,相信對於促進諒解的幫助有限,對於歷史脈絡更是不公不義。

二十邊形會有一百七十條對角線,十邊形就減為三十五條,四邊形會只剩二條,三邊形就變成全無對角線。因此問題不在諒不諒解,而在該不該被簡單化、刪減化。

台灣在忍受「光復」、二二八大屠殺、長期戒嚴禁錮、老賊誤台四十年之後,獨獨還要承受舉世唯一坐擁天文數字黨產的中國國民黨,就算有選舉也是不公平的假選舉,有這樣的多數黨的立法院,也算民主嗎?如果這麼邪惡霸道的黨產也諒解,那麼人間還有甚麼是非?(引自拙作〈台灣英雄,出列!〉,台語詩人陳建成的布袋戲劇本《決戰西拉雅》序,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,2010。)

龍應台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出版後,駁斥的人不少,李敖先生最直白地衝著龍應台,寫了《大江大海騙了你!》。我們回顧胡適先生1959年發表了〈自由與容忍〉時,殷海光先生也接著說:「就咱們中國而論,自古及今,容忍的總是老百姓,被容忍的總是統治者!」那麼,龍教授,龍部長,到底誰應該更容忍中國國民黨的為虐和貽害呢?如今我們更可以說,比起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,真正大時代、大反轉、大正義的《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》慘案的反省,才是真正值得2017年的台灣人關心注目的大義春秋吧!以黃秀華《一九五九武漢大旅社》慘案與龍應台的《大江大海一九四九》相對比,的確更可突出台灣曾經白色恐怖的沉淪和教訓。

七、楊薰春的生命三部曲

走筆至此,我想著人間三幅名畫中的三個女性形象:一為法國浪漫主義熱羅姆的〈羅馬女奴拍賣場〉,反映的是無奈的認命;二為西班牙畢卡索的〈哭泣的女人〉,描寫的是內戰帶來的苦難主題;三為法國浪漫主義德拉克羅瓦的〈自由引導人民〉的女神,代表著成功推翻波旁王朝的七月革命。此刻我卻覺得三個女性其實都是同一人,並且都是楊薰春,也就是楊薰春生命的三部曲。

希臘古諺說:「快樂的源頭是自由,自由的源頭是勇氣。」老子說:「民不畏死,奈何以死懼之!」楊薰春不畏死的勇氣,才是恆久抵抗的源頭,才是真正英雄的本色。如此本色,必使從前的傷痕,成為明日的勳章,更能在台灣蔡英文總統力推轉型正義的戰場上,再版此書,再升上一個不屈的天燈。

台灣新文學之父賴和1942年的抗日詩〈夕陽〉說:

影漸西斜色漸昏,炎威赫赫更何存。

人間苦熱無多久,回首東山月一痕。

幸好七十年來總有「革命」式的繼起抵抗,使「中華民國」終於近乎苟延殘喘。只要我們任何人、任何方位、任何強度的繼起抵抗,都更有助於早日終結「中華民國」,以伸手解救「別人的痛」。賴和這首詩,正是「希望的總和」,正可用來慰藉楊薰春女士,以及千千萬萬繼續奮力抵抗「中華民國」的台灣人。

台灣精神的堡壘前衛出版社,出版《武漢大旅社》已逾二十年,我不但先前未曾展讀,並且也愧未獲知。卻在去年10月25日,戰後台灣再淪陷日,偶然在臉書瞥見,當下怵目驚心,進而與楊薰春、黃秀華母女隔海結緣,並承前衛主人林文欽先生囑草更名再版之序言。雖自知譾陋,以情義所契,台灣命脈所繫,不敢推辭。念及:

書為天下英雄膽,

愛是人間好漢根!

更加樂意為此書新版添作此序,以贊聲援。謹以此篇,早覘人間冤雪,陰霾盡掃;並禱天佑台灣,早日建國!鄭邦鎮謹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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